读过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人应该还记得，生活在乡下未庄的阿Q进了--趟城之后，城里人的一些事着实让他感到疑惑，诸如把条凳说成是春凳，煎鱼时所放的葱切成细的葱丝，而不是如乡下那样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进了公堂，阿Q就连一个圆也画不圆。
鲁迅笔下的阿Q从小说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看，阿Q应该是清末农民的典型形象。不过，由于长期的传统闭锁生活的沿袭，使得乡下农民的人格进化不大。明代的农民，大概也可以作如是观。
城里人则迥然不同。他们在长期与各方人士接触中，开阔了眼界，积累了很多经验与知识。据朱国祯《涌幢小品》卷15记载，在明代北京，妇女在街上遇到官轿可以不引避。当时有一位吏部尚书坐轿来到长安街途中遇一老妪，脸上包着头巾，见了官轿，却并不引避。隶人误以为是男子，“呵而触之”。老妇摘下头巾，当面斥责这位尚书道：“我在京城住了五十多年，这些见了千千万万，罕希你这蚁子官？”说完，头也不回，坦然离去。一个老妇，将堂堂的吏部尚书视若一个“蚁子官”,可见城市妇人眼界不小。
城市与乡村在文明中代表着相关对立的两极。两者之间，除I程度之外，还存在着性质差别。城市与乡村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换言之，两者之间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世界。两者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又互为影响，但绝不是平起平坐的。
城市与乡村生活、习俗的差异，造就了“城里人”与“乡巴佬”两者在人格上的不同。大体说来，城里人有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城里人思维方式是因果论的，理性方式的；而乡下人的思维方式则是自然主义的，甚至是幻想式的。城里人所作出的一切行为，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个“利”字。无论是富商大贾追逐高额利润，抑或走街穿巷的小商小贩为了蝇头小利，他们整日忙忙碌碌，使城市显得熙熙攘攘，一片繁忙景象。
当然城里也有闲人，诸如帮闲清客、闲子、闲汉之流，但他们之“闲，只是相对于劳动与职业而言，就其行为来说，为了生计，这些所谓的城市闲人，也是整天奔波，无论是采取捧粗腿讹诈抑或诈骗的手段。乡下人则是保守的，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农民的劳动，完全不必以日计算，他们只需照日历中的四时节气行事，过着播种、耕耘、收割贮藏、庆典这种自然而又井然有序的生活。他们]靠天吃饭。当岁腊庆典之时，既庆丰年有成，又忻祷上苍保佑来年五谷丰登，对上天，对未来充满着幻想。
在城市中，大到辇毂之下或省会的会城，小到一般的府、州、县之城，民物繁众，寻常市井之人整日所见所闻都是一个“利”字，难免风俗浇薄。而乡村、田野则不同，人们整日力农务本，或者置身山林之间，不但可以养心畜德，而且出来的田野子弟，也自然会有一种朴雅之风。正如明代史料所言：“居市井者多夸诈，处田里者多粗鄙。”
在西方，有一句把城市描绘成自由人的自然环境的古老谚语。在明代，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劳动者，各行业的工匠艺人，在城市生活、习俗所造成的条件驱使下，从一个地区流落到另一个地区，到处去寻找适合他们自身的就业机会。城市为个人的特殊才干提供了市场，使他们获得了职业上的部分自由。
城市中“短工市”、“厨役市”等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就是最好的例证。个人从城市生活的不自觉的广泛合作中能找到机会，从城市生活的多种利益中也能找到机会，去从事适合自己的职业，发挥他们的特殊才智。在城市环境中，每-种谋生的手段，甚至包括乞丐的行乞，无赖的讹诈，清客的帮闲，都带有职业的性质，秩序的性质。
城市给了人们谋生抑或选择职业的自由。即使找不到职业，也有失业、游手的自由。在农村，人们生来就是农民并且一直就是农民。农民是一种存在，是对自我的一种整体的和静态的规定。农民“拥有的”或占有的东西是他的田地、他的继承物，就像别的人“拥有职业或者说具有一种才能。没有选择是整个农民生活的特点，这在生活开始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农业劳动者的职业从来就不是选择的，而是天生的，抑或是从父辈那里继承而来的。
人口流动的频繁，使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信息。经过城市风雨洗礼的城里人，显然不同于依附、守成于土地之上的“乡巴佬”。如果作一些直观肤浅的对比，两者特征的反差还是很明显的。一边是缺乏教育，言谈举止笨拙，衣衫破旧灰暗，乡土气息十分浓厚的农民；另一边则是受过一定教育，抑或没有经过教育却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举止得体，即使家无担石之储，也是每天衣衫崭新整齐，说话头头是道，总是轻松自如、生活安逸。
城里人太轻浮，太浅薄，甚至无法让人信赖。他们至少是不老实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人造的虚伪的环境中，依仗狡黠和弄虚作假取得成功，而农业劳动者面对的是天气、季节土地、作物与牲畜等自然力量，无法弄虑作假。因此，生活在自然之外的和完全人造的虚假环境中的城市人，只能是个作弊者，就像是生活在集市上的牲口贩子，他从来碰不上毫无弹性的自然。
城里人的虚伪，以及乡下人的实在，同样反映于民间的社交礼仪之中。自元旦以后，亲友往来交错道路，称为“拜年”。这是明代的习俗。就是这种习俗，城市与乡村也是迥然不同。在乡村只是各拜其亲友，或携带盆酒，完全是出于“实心”。当时流行的俗语，如“青草盖牛蹄”,正是说的拜年之事。而在城市中就不同了，大多是望门投刺，或者不过其门，仅仅派人送名帖。乡村人拜年必躬必亲，并不论迟早；而城市人拜年，却颇虚伪，并不人人亲自登门，不过是一种礼俗客套而已。
明代的城里人，很多就是靠欺骗和愚弄他人生活的。所以，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专门欺骗乡下人。城里人有一种“调把的把戏，就是在转眼间将好货换成次货，用假材料顶了真材料。这种把戏骗不了城里自己人，就只好等着“愚民乡老”前来上当。他们以为乡下人愚笨，称他们为“柴头(北京人土语)、“豺头”、“杓子”、“良头(杭州人土语)、“酒头(嘉兴人土语).“鹅头(苏州人土语)。城市中的巨猾恶棍游手无赖，利用农民的穷困或无知，诱骗贩掠其妻子儿女。如在河南汝宁府固始县，一些巨猾无赖专做诱人寡妻或掠人男女的肮脏勾当。在广东东莞，嘉靖、隆庆年间被拐骗到澳门卖给葡萄牙人做仆妾者，就有上千人之多，足见当时城乡生活冲突之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