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编辑配图
王政，淮北师范大学党委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安徽省高校学科拔尖人才，安徽省重点学科——古典文献学学科负责人。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战国前考古学文化谱系与类型的艺术美学研究》等省部级课题多项，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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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化的。各大考古学文化版块，像红山、良渚、龙山、齐家、马家浜、河姆渡、三星堆等等，都在各自不同的地域和时期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处于东夷部落集团大背景之中的淮夷文化、涂山氏文化、皋陶南迁文化，在安徽淮河流域也构成一种“文明的版块”，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关键词：安徽；淮河流域；文明版块
已故著名上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描绘了一张上古时代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系集团的分布图。从他的图上看，淮河中上流地段以及大别山以东、长江以北的整个安徽西部地区，处于东夷文化圈与华夏、苗蛮文化圈交界接触的特殊位置上。
这个特别的位置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它反映着安徽淮河流域及西部地域（即那张图中所标的“涂山”这一块）是三大文化族团进行“文明融合”从而构成“中华文明”发祥起源的“中心部位”。这种接触或融合的“部位”在西方文化学上叫作“交互作用圈”，“圈”中一般生成出较有生命力、较有综合性、较有新质地的“文明或文化形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重新估价安徽淮河流域及西部地域在中华文明发祥过程中的特有作用和地位，就显得十分必要亦颇富趣味了。
一、禹对安徽淮河流域及西部地域的文明播化
（一）治淮
依据文献传说，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普遍存在的洪水世纪一样，上古也确实有过洪水泛滥的时代。它的泛滥区主要在黄河和淮河两个水系的中下流。由于华夏族团聚居在河南陕西一带，洪水对他们来说是首当其冲，所以治水也就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
《孟子·滕文公（上）》讲，“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可得而食也。”可见华夏族团的治水关键是对黄河下流诸支流疏引，但同时也连带了对淮河中下流的开浚。因为只有使淮河本身不再向北泛滥才会给黄河下流减轻压力。大禹作为华夏族的治水首领在淮河流域的动作主要是引泗水入淮，然后疏淮水入长江。这个“疏淮入江”，即是后来吴王夫差在淮水与长江间开成邗沟通航的基础。
（二）与涂山氏族通婚
当时东夷皋陶族团生活在山东曲阜一带，东夷的淮夷部族则生活在淮河流域，华夏族大禹的治水与他们利益相关，故东夷族团由皋陶之子伯益辅佐大禹治水。《史记·秦本纪》记载，“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这个大费即伯益。也可能由于伯益的媒介之因，也可能是禹为了赢得淮河流域及江淮间大别山以东地区众多夷人部族的支持，禹在治水活动进入淮河流域的初期，娶了淮夷土著涂山族系的女子女娇为妻，实现了华夏族首脑人物与东夷族支系部落的政治联姻。《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三十未娶。行至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因娶涂山谓之女娇。”这一婚娶的意义是非同一般，它是华夏族文明与东夷文明融合的渠道，融合给淮河流域原存在的“淮夷文化圈”注入中原文化的血液，并标志着在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东夷族、华夏族两大“集团的合作达到接近理想的地步”。
大禹的淮岸涂山之恋给江淮间的文化史留下生动优美篇札。《吕氏春秋》记载，“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为嫁娶）日也。”
安徽淮河两岸，特别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地区的皖人婚俗，爱选辛壬癸甲四天为喜迎之日，原来是从禹娶涂山女的“原典”中派生出来的。
《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载，禹娶妻仅四天就离开了涂山女，在整个治淮中三过家门而未入，其妻涂山女让侍妾在涂山之阴等候禹之路过，女乃作歌，歌曰：“候人……”这就是音乐韵文史上最早的南方篇章（“南音”）。后来周公、召公时期广泛收集采风，是“为《周南》《召南》。”按此，文化史上开篇的诗歌典籍《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两组诗篇，竟也蕴含了淮河女子（大禹之妻妾）思念丈夫的缠绵情思。真可谓千载风流，长垂余韵。
更加神奇的是禹与涂山女婚后仅四日，儿子启就诞生了，禹为了治水平土，没有尽父亲的义务就离开了他们母子（即史载大禹自己承认的“予不子”）：《尚书·益稷》“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照此说来，后来做了夏王朝第一代国君的启竟是淮岸女子养育的“天子骄子”，这和后来安徽凤阳出了一个朱元璋开创明王朝当上皇帝，正是千载辉映的无独有偶，真的唤起安徽淮人的骄傲！
二、大禹涂山会诸侯：夏代文明由河南“中心”向安徽淮河流域推进的一个标志
蚌埠涂山编辑配图
翻开《历史地图册》，在夏朝地图上，古淮河岸边只有“六”和“涂山”两个地名。“六”即今日六安，涂山在怀远附近的淮河东岸。史载禹正是在涂山这个地方大会诸侯。
《左传·哀公七年》大夫对孟孙讲，“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国语·鲁语》讲“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徐旭生认为“今会稽在浙江中部，可是当时的会稽实为今安徽的涂山。”
“禹会诸侯”这是中华文明史扉页上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事件，犹如一个王朝开国庆典的仪式预演，标志着华夏族政治集团与东夷族各军事部落、乃至南方苗蛮部分部族，已以“朝会”的宗教政治形式共同拥认了酋邦盟主式的人物——大禹。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夏王的实际基础已经奠定了。而这一次伟大的“朝会”又恰恰放在与大禹联姻的涂山氏地域进行，其光辉、影响也就使淮河流域以及整个安徽西部地区文明形态与中原华夏族文明的交汇，大大加快了前行的步履。同时，说明当时淮河流域的涂山氏族有较强的实力，它成为禹政治、军事上所依重的力量，原本从河南伊洛地区为中心的华夏族团已将政治、军事的势力范围拓进、引伸到了安徽西部及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从而华夏文明有了一块新的“根据地”，以至后来禹的子孙把夏王朝闹败了，夏桀还要逃回其母系妣祖（涂山氏族）的疆域（南巢），以求得母亲邦族的庇护与支持。
三、文明形态的具体显现
（一）巫术文化
著名历史学家吴泽先生说：殷墟卜辞中就有“淮”字“霍”字。“淮是淮河，霍地近淮，当即今安徽之霍山，并有霍县，附近且有霍邱，霍即霍山无疑。”所谓“霍山”“霍邱”的霍字原指一个古老的淮岸氏族，这个氏族“当以雨鸟为图腾”也就是说在远古的六、霍丘陵山地，生活着一支“以鸟求雨”的巫术信奉部族。因为雨水是原始先民生存中重要的因素。而他们以为向上天求雨水，往往与一种鸟有关系，鸟可携来云雨或雨水。《孔子家语·辨政》记载，齐国有种一只腿的鸟落于朝堂，齐侯派使者请教孔子。孔子说“此鸟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儿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这就是用鸟祭天求雨的遗留。六、霍山地人信奉以鸟求雨的图腾意识，反映到部族及地名上就成了“霍”字（霍字下部，即是远古的鸟字）。
“以鸟求雨”的原始巫术现象在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西南铜鼓文化中均有考古学的反映，安徽淮河流域及西部地域虽然没有考古学的证明，但从上古地名民俗学的材料中已获得平行的结论，说明新石器时代这里“以鸟求雨”的原始宗教意识已同样起源了，已和其它大的知名的“中华文明源”处于同一水平。
上古时代六安庐江盛产大龟（特别是一种绿毛龟）。甲骨卜辞中就有：“戊戌卜……祀六来龟三？一。”“戊戌卜……贞祀六来龟（三）？三。”《史记·龟策列传》“神龟出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一十枚输太卜官。”所以商王朝长期要求此地邦族向王朝贡龟，以用于他们的巫术卜筮。在考古发现中，肥西大敦子、含山大城墩、孙家岗、亳州牛市集古堆，寿县斗鸡台均有占卜龟甲出土。且占卜龟甲备于操作，表面都呈修整状态。含山凌家滩出土玉龟可以标志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巫术占卜的基本方式。据俞伟超的研究，它的方法“大概是先由巫师（或祭司）当众口念占卜的内容，然后在玉龟空腹内放入特定的占卜物品，固定玉龟，加以摇晃，再分开玉龟，倾倒出放入的占卜物品，观其存在的形式，以测吉凶。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最早期的龟卜方法。”
从史料记载看，六安这个地方巫人的巫技在当时也享有盛誉。以至他们到商王朝中仍能担任一定地位的巫卜专职人员。
甲骨卜辞有载：“戊戌帚（妇）六示夕，菔。”“丁巳（妇）六示夕，岳。”这里的“妇六”就是由六安这个地方输送给商王做妃子的女子，她所肩负的具体宫庭职业是担任祭祀和管理卜骨。淮夷部族中巫人的巫技也极高，他们中有的人后来归附周王朝，还被封为“亲信巫祝”。《逸周书·王会解》说：“祝淮氏、荣氏”，注：“淮、荣，三祝之氏也。”这里这个“淮祝”，即淮夷部族中当上周朝巫祝的显要人物。
实际上退回来说，皋陶其人，本身就是一个大巫师。皋陶面色乌青、脸形如削瓜，声喉发出嘶哑的讲话语调，非常符合上古巫觋特征（上古巫觋一般都有生理上的禀异或残疾）。古代巫师一般都有一种神奇的动物作为役使或助手或坐骑。皋陶的动物助手即独角兽（神羊）。他的神羊决狱的方式也是古代巫师常用的现在仍然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巫术神判”的方式。皋陶的儿子伯益与禹的儿子启争位，伯益也用巫术的方式进行活动。他用皮袋内盛血浆当作启的偶像，然后用箭射杀。这叫模拟巫术。原始时代的人以为只要射杀或伤害了一个人的偶像，这个人的本身身体必然有灾病、必然灭亡。伯益用模拟巫术的方式去魇制禹子启，可见他也是个巫性十足的人物。巫术是他们父子传承的“文化衣钵”。
（二）图腾遗风
在中华文明初步形成后，龙凤图腾一直是一个主要标志。皋陶部族及其封迁到安徽西部的族裔主要对凤图腾的贡献较为明显。
古史家田昌五说，上古东夷远祖少皋（也作昊）以及皋陶的皋，“表示太阳经天而行的意思。”而古人以为太阳的升起是由鸟载托的，（《山海经·大荒东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少皋、皋陶的原居地山东大汶口文化所出陶文符号就有“太阳鸟”从海波上（或峰巅）升起的形象。可见少皋集团、皋陶部族原以“太阳鸟”为邦族图腾，这种神异的“太阳鸟”应是凤鸟图腾的原型。
根据《淮南子·修务训》的说法，皋陶的面像长得像“马喙”。龚维英先生分析，称马嘴为“喙”似乎不对劲，按《经籍纂诂》“喙，鸟口也”，讲皋陶“马喙”可能是“鸟喙”之讹，若讲“皋陶鸟喙”就对了，因为就吻合了“他隶属于东夷鸟图腾集团”的事实。
皋陶的长子叫伯益，益又作翳，翳即翳鸟，也称鸾，在古代又叫“锦凤”。所以，皋陶长子伯益是以凤皇之一种的“锦凤”为部族图腾。
皋陶后裔中有一个支系叫“孟戏”。孟戏族系以孟鸟为图腾，孟鸟即灭蒙鸟（“孟”字快读为“孟”，慢读为“灭蒙”），乃凤皇的别种。
皋陶氏鸟图腾的原型，随其后裔移到淮河以南安徽西南部后，广泛地遗存着变异着。其中群舒之舒即舒雁，乃鹅的别名。也就是说，舒人以舒雁（鹅）为氏族图腾。稍后，舒氏族在与其他氏族通婚中，产生了群舒（舒龚、舒庸、舒龙、舒鲍等），即以舒雁为徽帜的联盟；而舒鸠、舒鹨、巢等小方国仍然维持了皋陶鸟图腾的原型因子。
由于上述原因，淮河流域及皖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迹中鸟形符号多有发现。怀远双古堆遗址出有夹砂陶鸟形器耳，蚌埠吴郢双敦出有鸡冠状附加堆纹釜，鸭嘴形鼎足，薛家岗遗址出有鸡冠状扳手的钵，鬶的把也做成似鸟喙的锥尖形，这些正是皋陶部族后裔或东夷鸟图腾邦族的图腾痕印。
（三）文化符号
距离淮河北岸约40公里的定远侯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淮夷土著先民较早的文化遗留。出土的外红里黑的软炭陶器由底部刻有许多符号，几何形、三角形、梯形、树叶、猪、鹿等等。从艺术风格上约相当于河姆渡文化时期，距今已有七千年左右。
年5月，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中出现大量陶器刻划符号。符号中鱼的题材比例较大。从鱼的符号看，当时淮河水中的鱼多为小头、小尾，扁肥身体，并出现了八种捕鱼工具的符号，此种情况与《禹贡》记载“淮夷7珠暨鱼”正相一致。符号中猪的符号神态憨实温顺，除嘴部稍长保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和家猪相似，表明淮岸先民饲养家猪的历史已相当悠久，刻划符号中还有围猎野猪的图案，用“几”字形，表示已挖好虚饰敷盖着的陷阱，一只中箭的野猪被驱赶着逃向陷阱。
桑蚕符号也已出现，有符号作蚕吐丝状，符号中有些造型与甲骨文“丝”“束”十分相似，反映了淮河中游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养蚕束丝的活动。在内蒙古阴山，新疆呼图壁，江苏连云港，广西右江岩画中大量出现的“人面像”图形，在双墩遗址符号中也有发现。且人形面孔刻划得十分清楚。这是原始时代祖先崇拜最典型的文化代码。徐大立同志曾将双墩陶文符号与甲骨文字形进行比较，发现像井、田、甲、鹿、卜、风、网、丘、系、八、十等等符号，字形上竟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淮河中流先民和仰韶、大汶口、巴蜀先民一样在新石器时期已经走到了“符号文字”——这文明发生主要标志的阶段。
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玉器上也出现了重要的“文化符号”。是谓“凌家滩玉牌符号”。符号以图案的形式刻在一块长方形的玉面上。中间有两个同心圆构成的太阳的形象，小圆中间是一个八角徽号，小圆与大圆之间分别为八个区位，每个区伸出圭形的指示箭头。大圆外又刻出四个圭形的指示箭头。俞伟超先生认定小圆大圆中间的八圭形指示箭头是八个树叶，即《淮南子·坠形训》上讲的天地之间的“八极”“八方”的含义。他分析说“《淮南子》中的许多内容，往往是淮河流域一带的风情，而含山凌家滩正是在淮河流域。这就使我们进一步相信玉牌上的八树图案，确定表现了一种八方的观念，并从而可知我国古代的八方观念大概正出现于这片淮河流域的地区，而这在当地至少延续了三千年以上。”有的考古学者则把玉牌上的符号称之为“原始八卦”，国际汉学专家饶宗颐教授最后十分惊异，惊异神话传说中的“河图洛书”“元龟衔符”等原始八卦图起源的荒诞说法，竟在淮河流域原始文化发现中得到证实与印证，“真是‘匪夷所思’”！
淮河流域及皖西南地区考古资料中，植物崇拜的符号不乏其例。肥西古埂下层出有枫叶形鼎足，侯家寨的彩陶上绘着白衣黑彩的草叶花瓣纹饰，薛家岗陶器表饰上流行树叶或花叶的叶脉刻纹，一些镂孔器上有压花形附加堆纹。最典型的是薛家岗出土石斧，斧上绘有花叶萼果的图案，正是一种农耕文明之前的采集时代的生动写照。另外，皋陶之母，其名为“华”，说明皋陶母系中存在着采集时代遗留下来的植物图腾印记。所以在皋陶南迁部族中，处于皖西与湖北交界的“英”，即是其远祖母系徽号的承嗣。今霍邱古称蓼国，史载也为皋陶之后，《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寿州霍邱县：“蓼县城，在县西北接固始县界，古蓼国，皋陶之后封此。”
这也是皋陶母系氏族（华族，植物族徽）采集文明在迁皖支系中的反映。所以《左传·文公五年》中臧文仲听到蓼国被楚国灭亡时叹道：哀哉，皋陶今后没人祭祀了。
淮河流域的农耕文化也源远流长。史传“舜耕历山”，历山在山东平原，反映了舜部族在山东平原农作文化兴起发达的史影。后来这种“舜耕”的农作文化模式传播、播迁或引起淮河流域东夷人的效法，因此，在淮南八公山区也留下了“舜耕山”之名称。姚治中先生说：“近年皖西多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石刀、蚌镰、砺石……公元前23到公元前21世纪，皖西有个农业生产的发展时期。”这种分析恰好与“舜耕山”的“文化积淀”相拍合。
研究欧洲文明史的剑桥大学科林·伦福儒教授在《文明的起源》给文明下定义：“野蛮的猎人居住在一个许多方面与野兽没有什么不同的环境，而文明人则住在一个差不多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在这种意义上，文明乃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环境，他用来将他自己从纯自然的原始环境中隔离开来。”科林·伦福儒讲的“人创造的环境”是文明发生的主要因素。“人创造的环境”是指人创造的人自己的“居处环境”。所以从人的“居处环境”的角度观察淮夷人与皖西地区文明生成状态至关重要。孟子曾描述过受洪水侵害的上古先民的居处条件，那是“水逆行，泛滥于，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下）》）“庐舍为洪水所冲没，洪水未退，无法重建，在低地方只好在树上巢居，在高地方可以作相连的窟穴。”孟子这里说的“巢居”的方式就正是东夷人、淮夷土著以及安徽西南部上古先民的居住方式。专家们考出，涂山氏族，群舒氏族，江淮间的徐族以及后来迁到南方去的“畲族”，它们最早都有一个族根，那就是“族徽”中都个“余”字。何光岳先生说：“余字，很像树上的鸟巢，后来原始人们仿鸟类亦在树上搭巢而居，以避野兽的袭击”，“善于这种建筑物的人群，便叫作余。”在另一处又说：舒（人）是徐（人）的分支，徐既象征一个人在建筑高脚楼，那么舒字金文象征人肩着一根树木在土台上建庐舍，舒的偏旁舍字，下方象征建了土台；上方象征屋顶，中竖立木柱，建于土台上。“舒字的出现，也象征古人已由树居转变为舍居，确系居住方面的一大进步。”著名考古学家徐中舒也说“余，徐，舍等字，都是古代南方民族巢居的象形。”董其祥先生考证，余、舒、徐、涂等字，“都是巢居、干阑式建筑象形。”“《广雅》：‘涂者，圬也，既也。’巢居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地面建筑。先形成结构，再用草泥涂抹墙壁谓之涂。考古证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南方的建筑多用芦苇捆扎为壁，外面涂抹草拌泥作为墙，以避风雨。”
由上面可以看出，淮河流域“涂山氏族”，安徽西部“群舒”氏族，是新石器时代就能够营造自身居处环境的部族，且很有影响，他们已将创造居处条件这文明的行为与技艺特点反映到他们的“徽族”（“余”字）上去了。
（四）玉器与青铜
在安徽淮河流域和皖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玉器的出现不断增多。到含山凌家滩墓地，玉器开始占主要倾向，并且出现了代表族系首领神权意义的玉钺。
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钺编辑配图
从以陶器为主的随葬，到以玉器为主的随葬，这种葬俗的转变，借鉴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参照系来观察，也就不能不“认为已闪耀着文明的曙光”，也不能不得出“安徽地区五千年前后，与其它地区的史前文化是同步发展着的”结论。俞伟超先生则指出，凌家滩玉器技术风格所显示的淮河流域文明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它可以说“居于我国各古文化中的最高峰”，只有当时北方的红山文化玉器才能和它相媲美。后来中原殷商玉器的水平虽然“后来居上”，但从源流上看，它们显然接受了淮河流域在内的东方的影响才发达起来的。俞先生的评价，对真正认识并重估淮河流域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前导”地位是有启发意义的。
另外，文献反映夏代淮河流域有丰富的青铜资源利用。《禹贡》讲“厥贡惟金三品”，郑玄注：“金三品者，铜三色也。”这和后来西周王朝说淮夷对他们“大赂南金（铜）”实一脉相连。肥西大敦孜夏代遗址曾出一件单扉铜铃。铜铃为弓形钮，中间有方孔，素面无纹饰，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的铜铃相同。
结语
考古学家吴汝祚先生年指出，考古学发现不断提示了文明起源多元文化的观点，各大考古学文化，如红山、良渚、龙山、齐家、马家滨、河姆渡等等这些代表着一定文化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组织，依据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各自在不同的地域内，进入文明时代。这个文明时代出现或将要出现的年代，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以前；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间，各地区内可能较普遍先后进入文明时代。这种多元的“中华文化文明发祥论”的观点已经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根据这一观点，中华文明的发祥不是在某一种文化，也不是在一地，而是有多点多处在成熟后陆续先后进入文明的阶梯。从我们上面文章所分析的情况看，处于东夷部落集团大背景之中的淮夷土著文化、安徽西部的涂山文化、皋陶南迁氏族文化在受华夏族文化中影响中，其文明形态的诸种要素发育得较为齐备较为成熟，它已经毫不逊色地作为一种“文明的版块”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发祥的版图上，像“仰韶”版块、“红山”版块、“龙山”“良渚”版块一样，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定型形态——殷周辉煌，放出了夺目的光焰。
注文章原载于《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4期。
责编：李静
作者/来源：边疆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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